近年來,國內外輿論不斷強化一種觀點,即過去一段時期,中國礦業海外投資有著非常高的失敗率。如有國外機構指出,中國企業海外礦業投資的失敗率為42%,相比之下全球的平均水平為32%;一些報道稱中國企業海外礦業投資失敗率高達80%甚至95%,還說中國金屬行業占全部境外投資失敗項目金額的27%,僅次于能源和電力行業。
這一觀點及基于此衍生出的各種解讀,已對支持中國礦業“走出去”的政策產生了消極影響,國有礦業企業海外投資積極性在下降,地勘單位投資幾乎停滯,金融機構和合作伙伴對相關企業的信譽評價和估值下降,投資溢價增加。
盡管少數中國礦業企業加大了境外礦業投資的力度,但總體看,中國海外礦業投資所占的份額在減少。據商務部統計,2015年中國礦業對外投資占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的8%,而2016年上半年僅占4.7%。中國礦業全球化步伐在放慢,這對進口依賴程度居高不下的我國礦業來說,是不利的。要改變這一局面,只有客觀認識中國礦業“走出去”的現狀與未來。
1、海外礦業投資項目不宜早下定論
評判礦業項目成敗,時間尺度上,至少要觀察一個礦業周期,甚至需要整個礦山壽命期后方可蓋棺定論
目前關于中國礦業“走出去”失敗原因的探究,大多先入為主地認同了上述投資失敗率高的觀點,且側重于對具體原因就事論事的分析,而對于這一觀點本身的正確性缺乏反思,找出了諸如后發劣勢、惡性競爭、對象國政策多變、遭遇勞工、環保、社區問題等眾多原因,卻仍然無法就如何改變這一局面給出充分解答。我們認為:
海外風險勘查項目的高失敗率,推高了海外礦業投資總體失敗率。鑒于中國境外礦業投資數據的不透明,加之統計時點和統計事項,如項目數、公司數、涉案價值等,統計階段,如勘查、開發和并購等以及失敗的評判標準等口徑的差異,很難確切計算出中國海外礦業投資的失敗率。但是,我們認為目前所估算的極高的失敗率,主要是在統計中計入了海外風險勘查項目的失敗率所致。
全球風險勘查項目的成功率只有1%左右。而每1000個找礦靶區,只有一個會成為礦山。近十年來,風險勘查項目失敗率呈上升趨勢。2005年以前,勘查支出與發現呈同比例變化,但2005年以來,勘查投入增加了10倍,但勘查發現一直保持平穩水平,說明單位勘查支出的發現率在下降。全球范圍內,勘查公司都有較高的失敗率。過去十年來,澳大利亞初級勘查公司有80%是虧損的。將勘查項目與采礦和并購項目一并計算中國海外礦業投資的失敗率,必然得出中國海外礦業投資絕大多數都失敗的結論,這顯然是不客觀的。
海外礦業投資項目不能以一時論成敗。簡單截取某一時點評判一個礦業項目的成敗,是不客觀的。以中國首鋼秘魯鐵礦為例,1992年首鋼總公司以高出底價近6倍的出價,購買了秘魯鐵礦股份有限公司98.4%的股份及其所屬670.7萬平方公里礦區的永久性開采權、勘探權和經營權。該項目此后因社區、勞工等問題深陷困境。經過多年在國內外各種壓力下的堅持,2005年以來,鐵礦石價格大幅上漲后,首鋼秘鐵開始走出困境。在收購13年以后,2006年開始向總公司返利。1993年以來形成的各類財務欠賬余額942萬美元于同年處理完畢,成為首鋼總公司主要利潤來源之一。
一個礦業周期通常十余年。發現礦山并進入開采階段(前導期)通常需要15年左右。礦業項目還需要幾年進入盈虧平衡期。大型礦山通常可開采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評價礦業項目成功與否通常有四個標準:實施和啟動過程中安全運行;項目達到商業目標,按時和按預算交接;符合客戶和股東預期;和全球同業相比,資本成本和計劃執行具有競爭力。若以此標準評判礦業項目成敗,時間尺度上,至少要觀察一個礦業周期,甚至需要整個礦山壽命期后方可蓋棺定論。如今,全球礦業整體處于低谷期,大量礦山在虧損或暫時關閉。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超過65%的煤礦處于非盈利狀態;印度近半數礦山處于關閉狀態;美國明尼蘇達州鐵礦石帶上11個鐵礦關閉了7個。對中國境外諸多仍在艱苦掙扎的各類礦業項目,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該下失敗的結論。
2、礦業投資客觀上確有高風險
即便是澳大利亞最大礦企必和必拓這樣的全球礦業公司,也避免不了礦業項目與生俱來的系統性高風險;近年來,隨著礦業項目投資額越來越高帶來的強對抗也進一步推高了風險
礦業投資具有系統性高風險。礦業項目面臨全球治理、主權風險、政府政策調整、技術進步、礦種替代等多種風險,是企業無法完全預見的。以礦種選擇為例。2008年前后,中國有些“走出去”企業將煤炭、鐵礦石等大宗礦產作為重點礦產,僅僅不到十年,全球氣候變化協定導致煤炭生產和使用在部分國家受到限制,一些金融機構停止給煤炭融資,鋰礦、地熱等能源成為熱點。2016年8月,澳大利亞最大礦企必和必拓公布,對礦層價值誤判、巴西潰壩及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等原因,截至今年6月底的上一財政年度,該公司年度虧損達64億美元的歷史高點,比市場預期虧損58億美元。即便是這樣的全球礦業公司,也避免不了礦業項目與生俱來的系統性高風險。
高投入帶來強對抗,進一步推高風險。近年來,隨著采礦項目投資額的增加,涉及利益主體和利益對抗性增加,對管理層要求也就越高。礦業項目投資額越高,失敗率越高。根據澳大利亞商會對該國650個礦產、油氣以及化工項目過去15年來運行情況的調查,2007年以前,很少有成本在20億澳元以上的項目,但2012年至少10個項目的資本支出超出100億澳元。超過20億澳元的資本投資項目,失敗率超過60%。這類項目不僅給項目本身帶來風險,也給整個國家的產業帶來風險。加拿大為此2007年特地設立了重大項目管理辦公室,促進項目在政府機構間的協調。另外,中國企業境外礦業投資扎堆,也導致了較高的對抗性,進而帶來高風險。
3、全球礦業正在遭遇共同的不利現狀
以全球視野來看,礦業尚存在很多非市場因素,例如地緣政治因素、信息不充分、不對稱、礦產儲量的集中和壟斷等;這些因素絕大多數是個別企業無法處置的,需要國家支持乃至全球礦業治理層面解決
非市場因素阻礙普遍存在。全球礦業投資環境中有諸多非市場環境,非個別礦業企業能駕馭。人們通常以純經濟標準評價礦業項目的成敗,這在自由市場環境下無可厚非。但以全球視野來看,礦業尚存在很多非市場因素。例如,地緣政治因素;信息不充分和不對稱;礦產儲量的集中和壟斷等。這些因素絕大多數是個別企業無法處置的,需要國家支持乃至全球礦業治理層面解決,對在國際規則上處于被動及信息研究公共產品明顯處于比較劣勢的中國來說,用市場邏輯評判企業成敗,尤其是對國有企業,至少是不全面。
資源民族主義普遍抬頭。全球礦業國際化經歷了殖民、國有、開放等歷史時期后,2005年,進入資源民族主義抬頭和發展與資源全球化并行的歷史時期。很多西方的跨國礦業公司,是在要素市場充分發育的前提下,上世紀末開放時期迅速發展,占據了優質礦產地。而中國則在第四個時期到來后大規模走出去,其阻力和困難相對較大。
資源價值認知的多元化推高了成本和風險。一方面,過去二十年來,全球生態環境保護主義乃至極端生態環境保護主義、人權保護主義、文化保護主義等越來越多的價值訴求介入礦業領域,企業責任負擔明顯加重。另一方面,各國并未因此給予礦業項目諸如降低礦業稅費等制度補償,礦業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弱勢群體。據統計,資本投資30億美元~50億美元的礦業項目,每周因采掘業社區沖突發生的成本高達2000萬美元。這在其他行業是難以想象的。這是全世界礦企共同面對的問題,遠非礦業公司一己之力、投資者母國一國之力所能駕馭。
4、中國礦業海外投資仍處于學習期
中國礦業大規模“走出去”的歷史只有十年左右,而且是在處于“后發劣勢”的環境下走出這一步的;全球最大40家礦業公司中,中國占12家,至少在規模上中國礦業企業已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盡管部分企業海外發展很快,中國礦業企業“走出去”總體仍處初級階段,是礦業國際投資的后來者。
中國礦業的跨國經營剛在“后發劣勢”中起步。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英國等國家的跨國礦業公司已有上百年的跨國經營歷史,中國礦業大規模“走出去”的歷史只有十年左右,而且是在處于“后發劣勢”的環境下走出這一步的。即便和日本、印度、南非、俄羅斯等國家的跨國礦業公司相比,中國礦業的跨國經營也處于學習階段。普華永道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全球最大40家礦業公司中,中國占12家。至少在規模上,中國礦業企業已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文化與制度差異帶來的困難需要時間來克服。例如,在使用勞工方面,中國人按照習慣,更愿意使用任勞任怨、勤勞隱忍、生產率高的員工,而在當地,低薪、勞動條件差,會被認為是不重視對當地就業的貢獻,甚至違法;中企的利潤指標分解管理法,被認為短視且手段僵化;中國的注重硬件設施建設的社區貢獻方式,被認為面子工程;中企談判中的含蓄語言,被認為思路不清晰。凡此種種文化和制度上的差異,都需要時間去化解。事實上,中國無論政府和企業,都在逐漸了解對方文化,加強溝通和進行適當調整。國外對中國海外礦業投資也有相當積極評論,甚至有西方媒體開始推崇中國礦企獲得社區支持方面的經驗。
礦業治理的國際規則需要逐步熟悉。中國礦企“走出去”要融入礦業治理氛圍,可大部分中國礦企還不熟悉國際涉及礦業的治理規則,比如國際勞工、國際人權、國際環境、國際反腐敗、國際反恐等標準。比如中國礦企同國際上非政府機構接觸的歷史相對比較短,大多沒有加入采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EITI)、國際采礦與金屬協會(ICMM)等。這些短板都需要中國礦企逐漸熟悉和調整。
5、未來仍需繼續支持礦業“走出去”
下一個礦業周期,中國可能還將面臨其他的挑戰,我們仍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手段保障資源安全;“走出去”且保障“走出去”的多樣化,是必然的選擇
上一輪礦業繁榮期,中國為高價鐵礦石等礦產品付出了沉重代價。中國礦業“走出去”,很大程度上從資源安全的角度考慮的。其意義在于使中國在全球勘查、采礦等各階段的活動中有合理安全的投資份額,資源低價時享受低成本發展的利益,資源高價時礦業企業受益,進而保障中國資源的總體安全。這是礦業“走出去”的初心。
盡管今天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但從礦產品對外依存度和資源儲采比的角度看,資源安全問題仍很突出。況且,下一個礦業周期,中國可能還將面臨其他的挑戰,我們仍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手段保障資源安全。“走出去”且保障“走出去”的多樣化,是必然的選擇。
我們需要從戰略的角度,用更寬廣的視野支持中國礦業走出去。上一輪中國礦業企業大規模“走出去”,得到了包括外交、財政、金融、信息服務等多層面的支持。今天,中國礦業仍然面臨著類似的世情國情。同時,和上一個周期比,中國礦業走出去,還面臨一些新的挑戰。比如,生態利益、土地多用途與資源開發的競爭;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日益增多的貿易和投資壁壘;具有絕對資源優勢的國家從本國利益出發進行的變相全球市場操控等。
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仍在持續不斷地給予礦業補貼,或補貼國內礦業,增強企業實力,或直接支持海外礦業投資。以澳大利亞為例,每年聯邦政府、州政府對礦業補貼累計高達數10億澳元;加拿大除對國內勘查采礦有優惠的支持政策以外,對礦業企業境外投資采取了金融、保險、外交等直接措施,以及通過財政資金支持介入發展中國家礦業法改革、通過雙邊多邊協議保護企業投資、國家投入進行盡職調查等多種方式。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政府不扶持礦業企業,尤其是勘查企業,企業將很難為續。而最近兩年,中國海外礦業投資的支持無論是多樣性上還是力度上,都無法與其他競爭對手的母國相比。
同時,我們有必要對上一輪礦業“走出去”的支持方式進行反思。當時缺乏監管問責制度,加之企業能力、經驗不足等因素,導致大量盲目、低質及高支付的海外礦業項目投資。經過這么多年中國礦業“走出去”的豐富經歷,使我們已有資本進行反思。
總之,中國海外礦業項目的現狀和未來,需要超越成敗論,站在戰略高度、利用多維視角,以歷史的眼光,結合礦業特殊性加以全面認識和把握,唯有如此,才能讓各方面重新認識中國礦業走出去的意義,讓礦業企業拋開包袱和世俗觀點,穩步前行。
來源:中國國土資源報、礦業界
更多精彩!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關注中國粉體技術網官方微信(粉體技術網)
|